刘亚伟，笔名亚子，原籍山东曲阜，北师大研究生学历，资深记者、作家、文化学者。出版有长篇小说《报社》、《今夜与谁同眠》，历史纪实《孔府大劫难》，以及《孩子可以说不》、《少儿科普三字经》、《中华环保三字经》、《远去的历史场景――祭孔大典与孔庙》等。另有中短篇小说、童话、散文、随笔、诗歌、评论等散见于各报刊。
一
在一般人眼里，规律总是与科学研究、探索发现、科学家联系着，有点儿深奥，离百姓生活有点儿远。过去我就这么认为。最近，对规律这个词所涉及的现象进行了一点儿近距离观察，做了一点儿思考之后，我发现，所谓规律，原来很大部分就是生活常识。
日常生活中，可以看作规律的现象俯拾皆是，比如“日晕而风，月晕而雨”，比如“立秋三场雨，麻布帘子高挂起”，比如“老爷爷夕照，明天晒得猫叫”，“猫眼一线日当午”等等。这些反映了大自然某些规律的谚语有时是很管用的。
在时间是主宰的传统农业社会里，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事活动中，人们看到日落日出昼夜更替，看到月圆月缺潮涨潮落，看到春夏秋冬循环往复，看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本来看不见的时间，透过日常事物显现出循环往复的规律，不可捉摸的神秘大自然通过生生不息的各种生物显露出某些内在联系。这使得个头矮小、生命短暂的人类，在阔大无边喜怒无常的大自然面前，逐渐摆脱了恐慌恐惧，对明天有了一点预知能力，找到了一点凭依和安慰。大自然客观存在的规律性让人们有了安全感。在春夏秋冬规律性的更替中，在日落日升规律性的循环中，人们安心地活着。
斗转星移，日积月累，人类对大自然接触观察中得到的星星点点的认识、经验，经过一代代人口口相传而后文字记录的积累和归纳梳理，变成了一些比较系统的知识，人们据此形成了年月日、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的观念，又把这些观念系统地反映在不断更新的历法中。
可以这么说，历法是人类对大自然规律认识的系统表述，或者可以看作是人类与大自然全面关系的图示。历法的出现，表明人类面对大自然时的自信心和安全感开始产生，表明人类已开始自觉地学习和把握自然知识，学习如何与大自然相适应，努力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规律是人类面对大自然时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唯一途径。
二
生命有生有死；太阳有升有落；生物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这都是自然规律，是冷酷而不可抗拒的，是超越情感超越国界超越族群的存在。规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人类一切行为、决策的凭据和出发点，是理性产生的基础。
通过教育和学习,
饰品货架，人类把获得的知识传承下去，把思维方式传承下去。规律无疑是人类知识的核心部分。然而，规律真的那么可靠吗？
看看我们脚底下爬来爬去的蚂蚁，答案就在那里。
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和宇宙早就存在了。对于大自然存在和运动的方式，人类只能承受、顺从和适应，无法施加影响或改变。不仅如此，宇宙之广袤也是超乎人类想象的，因此，人类对大自然的惊讶好奇和恐惧感与生俱来，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虽然科学的发展大大拓展了人类的认知能力，尤其是近二百多年来，人类在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支持下，甚至已经具备了局部改变地球面貌的能力，但即便如此，人类已知的领域相对于大自然的神秘，仍然犹如海上的冰山，我们所能看到的只能是它的一角。然而也正是这一角，成了我们对于水下不可见部分想象和揣摩的凭借和根据。人类掌握的客观规律就具备这种特性，它是大自然存在和运动方式的反映，是大自然全部意志的冰山一角。
其实常识和规律都是很局限的，大自然是不可思议的，生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大自然是人类永远的老师。我们能看到和发现的只不过是些皮毛，我们是缘槐夸大国的蚂蚁，是自大的夜郎人。
曾几何时，寻找和发现规律成了人类耗费最多精力进行的一种智力游戏，一代代人前赴后继，乐此不疲。当初所有最深刻的发现最后都变成了再普通不过的常识，变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变成我们自身。这个演变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步伐。
每一次发现都是一次解放，是人类自由王国的一次拓展，活动空间的一次拓展，而后就变成了束缚和局限，直到下一次发现把这种束缚和局限打破。
三
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探索发现，除了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意义，还深刻影响了人类自身的健康健全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科学精神的产生和发展上。
仔细考察每一规律的发现过程，我们会看到，其实都是人类不懈地求真、求实、求真知的过程，是人类以每一代每一个人有限的认识能力，去探究、探知外在的无限存在和客观规律的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又总是以后人不断发现前人认识中的缺陷、不足、错误，并予以修正、补充，乃至推翻其中某些错误结论而前进和发展的。
比如人类对光的本性的认识：17世纪的科学巨匠牛顿认为光是一群微粒流，这种说法解释了光的直线传播性质以及反射、折射现象。与牛顿同时期的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则提出波动说，认为光波和水波相似，是从发光体发出的一列列波，光波并不伴有某种物质的输送，这种说法解释了光交叉通过互不干扰的问题，也能解释光的反射、折射现象。但由于波动说解释不了人们最熟悉的光的直进和颜色的起源等问题，再加上牛顿在学术界久负盛名，他的拥护者对波动说横加指责，把波动说压了下去，而微粒说在光学界称雄整个18世纪。进入19世纪，波动说重新活跃起来，人们通过光的干涉实验、光的衍射实验、对光速值的精确测定，向微粒说发起冲击，一个个崭新的实验事实，使波动说进入一个“英雄时期”。正当波动说欢庆胜利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波动说认为，光是依靠充满于整个空间的连续介质――以太做弹性机械振动传播的。1887年，美国物理学家迈克尔逊和莫雷使用当时最精密的仪器，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实验。结果证明，地球周围根本不存在什么机械以太。没有以太，光波和电磁波是怎样传播的呢？新的实验事实又一次要置波动说于死地。后来还是爱因斯坦的光量子说实现了微粒说和波动说的完美结合，他认为光既有波动性，又有粒子性，这叫光的波粒二象性，使人们对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又比如在人类对燃烧的奥秘的探寻中，起初占统治地位的是燃素说，认为一切可燃物内部都存在着燃素，燃烧的原因在于可燃物放出燃素。后来法国化学家拉瓦锡通过一系列的金属燃烧实验，证实了金属燃烧时会发生一种氧化还原反应，据此，他提出了科学的氧化燃烧学说，推翻了燃素说，揭开了燃烧的秘密。
科学的活力，就在于它具有一种自我改进的机制。
就这样，人类得以在认识发现自然规律的同时获得了一种极其珍贵的副产品――科学精神，有人将科学精神具体归纳为六个因素：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和宽容的激励。
四
科学精神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指导着人类对于自然奥秘的探索，也在人类对于自身发展规律的探索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帮助。由于科学精神要求对人类创造的一切学说保持开放的态度，要求在理性质疑批判的驱动下不断发展、完善，甚至超越自身所建构的一切。因此，科学绝不妄称“真理在握”，即使已被经验所证实的理论，面对未来，仍然是有待检验的。因此，科学精神是专制独裁制度的天然的敌人。
改革开放之初，按科学规律办事成为主流话语。我理解，这句话在当时有两个指向，除了强调今后要按科学规律办事外，还有对过去解释的意思，是说之前的种种错误都是没有按科学规律办事造成的。
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当时的确有许多违反规律的事，比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超英赶美大炼钢铁、放卫星的浮夸风……当时有一首红色歌谣写道：“一棵麦穗有多长，搭在黄河当桥梁，三辆汽车并排走，火车过去不晃荡。”这种反科学的唯意志论一直延续到70年代，70年代初我下乡插队时曾被村里派去往墙上涂写标语，我在前边用大尺子画出轮廓，一些小学生提着石灰水跟在后面填色，还记得几句：“革命无止境，生产没有顶”，“口吐鲜血肉瘦净，只要呼吸就革命”。
我在的那个村子是省里农业学大寨的典型，邻近的另一个村子是地区农业学大寨典型，两个村子每年都争县里的粮食亩产“冠军”，你报亩产1000斤，我就报1100，你报1500，我就报1550。谁都不肯先报，都想尽理由和办法拖着不报，谁报在后面谁就是粮食亩产冠军。
那时候，报纸上广播中每天都教育你“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对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要学习不过夜，执行不走样”“要把毛泽东思想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前几天看到一个博友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在我脑袋里塞满你的思想，还要我去宣传、捍卫你的思想，凭什么？
可在那个不讲科学精神的年代，绝大多数人都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质疑的能力，少数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也被迫闭上了嘴巴，坚持不闭嘴的人或被关进监狱，或被永远地封住了嘴巴。
不难看出，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亦是果，而非因。缺乏科学精神、个人崇拜、极左、独裁专制才是因。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实际上是一棵树上结出的两朵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两块不可或缺的基石。平等、民主、自由的人文精神与以理性的怀疑、独立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宽容的激励为主要特征的科学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盲目的个人崇拜与独裁专制制度是它们需要共同面对的敌人。
五
人类对于规律的探索发现最初只在自然科学领域，后来有人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市场规律、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规律，等等，这属于经济规律的范畴；马恩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等五个阶段的描述，并由此得出共产主义必定要实现的结论，应该属于历史规律的范畴；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论述则属于社会规律的范畴。
这里面，有的已经证实可以称作客观规律，有的则只能看作是一种学说，有的则已被证实属于臆造的谎言。
记得电视剧《亮剑》中有一段对白，赵刚与冯楠经李云龙夫妇介绍相识，俩人一见钟情，女大学生冯楠向政委赵刚问了一个问题：“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社会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这部电视剧的剧作者在这里显示了一种科学精神――理性的怀疑，独立的思考。
对于人们在社会科学领域提出的所谓规律，我们应该像《亮剑》里的那位女大学生冯楠那样，保持清醒的理智，以科学精神来谨慎对待。不能因提出者位高权重就盲目崇拜，也不能以偶然的局部的被证实就以为是普遍真理，更不能任由个人意志个人喜好，不经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意授权，就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不管是什么人都没有权利拿别人的幸福和命运作为自己思想和意志的试验品。这是因为，社会实验与科学试验不同，它关系着一个国家一个族群千百万人的生命和福祉，社会实验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逆的，稍有闪失就是人道灾难，一旦失败就是文明的浩劫，就需要千百万人用生命的付出作为代价。
如果说在历史领域存在着客观规律的话，那么我觉得“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许可以算作两个。在这两个规律后面起作用的其实是民心，这大概就是老子所说的“圣无常心，以民心为心”的意思。
六
对待规律，历来有两种误区，一是把规律奉为神明，一是对待规律的实用主义态度。这都是对科学精神的反动。
最初，规律是人们根据已知经验对未知未来作出的想象，当这个想象偶尔被验证，我们欣喜莫名，一个规律诞生了。这让人记起那个瞎子摸象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甲摸到的是象腿，乙摸到的是耳朵，丙摸到的是鼻子，丁摸到的是肚腹，四个瞎子合起来，形成了对大象的完整认识。倘若四个人摸到的都是象腿呢？
人类就像那四个摸象的瞎子，而人类面对的未知世界却比瞎子们摸的大象不知要大多少，大得无法比拟，复杂得无从理喻。那么，我们从那么一丁点儿的已知世界中获得的规律还那么可靠吗？
规律是重要的，极其重要，是我们唯一能依靠的东西。然而，规律既然是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的认识，属于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属于经验的世界，那么，把规律奉为神明就是可笑的。规律并不那么完全可靠，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比规律更重要更可靠的是我们建立在科学精神基础上的洞察力。
对待规律的实用主义态度主要来自于对待科学的实用主义态度。把“科学”与“技术”不加区别地合称为“科技”，忽视其间的巨大差异，其后果是把权威的原则、功利的原则，推移到“科学”之上而成为所谓“科学的原则”，要求人们普遍遵循。反映到科学研究上就是无利不干、小利小干、大利大干。
在中国，具有实用价值的规律一度成为科学的代名词，沦为权势的附庸，被能工巧匠们剪裁成各种时髦的外套，穿在大人物身上招摇过市，印在文件上，响彻在会场里。
规律的实用价值不仅引导人们对规律的研究走入了实用主义的误区，也促使人类文明走上了物质主义的歧途，一发而不可收，以致演化为今天的消费主义，市场经济占据了人类文明的统治地位，吞噬了人类文明的其他形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全球化更把这一状态推广到全人类，生产发展于是成为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就没了生存资格，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于是一切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力量都统统被围剿，被弃之而唯恐不及。于是就凸显了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强化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冲突，加大了精神和物质、现实与理想的对立。
七
西方科学家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热情，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是找不到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儒家认为道是永恒的，是圣人早已发现和阐释了的，要做的只是努力使人的行为符合圣人之道。凡是对“道”提出质疑的人都往往被看作是离经叛道的异端。
时至今日，表面上，似乎科学已经在中国社会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从官方套话对科学空泛虚假的尊崇，从主流媒体对不同声音的压制，从一个个红头文件和会议报告对上级精神保持统一的强调，从底层民众有了冤屈不是凭借法律获得救济而是幻想通过上访得到一个开明高层领导的关注……这些现实告诉我们，在实质上，中国社会总体上仍然是一个缺乏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社会。
在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路途上，首要和紧迫的不是对规律的探索发现以及运用，而是进行科学精神的启蒙：倡导和遵循合理的怀疑态度、理性的批判精神，以及对真理的崇尚胜过对权威的膜拜，对一切虚假行为的排斥和憎恶，对公正、普遍、创新等准则的严格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