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丽江之间的别样生活
2008年01月22日南风窗本刊记者 刘 阳 发自云南丽江
“叫我‘别人’好了，这是我老婆――‘瓦蓝’。在丽江，网名比真名常用。下次你从市一中这边进来，就两分钟路。”隐约客栈的老板坐在院子里阳光刚好晒到的廊下，边洗茶边说：“习惯喝普洱吧，古城的水泡绿茶、铁观音都不如普洱出味道。”
坐不多时，一位叫阿东的房客来告别。“大米计划记得算我一份，我在深圳还有一帮朋友呢，我跟他们发动一下，就说反正是做好事，出钱就是了，怎么用你们就别管了，呵呵。”瓦蓝应道：“下期我们的钱已经够了，要不你等以后吧！这类事通常是开始时大家热情高涨，往后没准断粮了，我们留着你救急！”
“什么时候再来呀？别愁没机会，到时候让你把一期的大米都包下来！”别人说。
另一个丽江
别人并不觉得自己两年前从深圳一家证券公司的部门经理位置上辞职，跑来丽江开客栈的经历，真的像一些时尚杂志上形容的那么另类。“我们俩的决定是水到渠成的事。本身已经对自己的生活状态非常不满意了，想要改变，再加上那两年证券业不景气，要是像去年这么火爆，可能我还舍不得辞了呢！”
他们真正深入丽江并与之结缘，是在2004年4月。当时，瓦蓝先行一步，从原来工作的深圳某报社离职，到丽江市下辖的国家级贫困县宁蒗县金棉乡龙通村小学支教，随后别人也支教到同一所小学。
他们的支教纯属民间行为，其间一切费用自理。而且因为时间至少为一学期，所以需要参与者完全脱离原来的工作，将来自行再就业。或许，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志愿者，而不是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附加种种承诺的“准就业”活动。
作为旅行和户外运动爱好者，他们感触最深的不是古城的小桥流水，而是与之迥然不同的丽江另一面。“宁蒗是彝族和傈僳族聚居区，属于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严重缺水，夏天地表温度经常达到四五十度，山上只能种洋芋和苞谷，最差的人家年收入只有200多元。学生们一天只吃两顿饭，菜里很少肉，每顿不是漂着几根菜叶的菜汤就是家里腌的干酸菜。”
不但学生苦，老师的生活同样苦。不单是苦，而是苦闷。
当地的小学大致分三类。一类是条件相对最好的中心小学，一类是完小(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完整的小学，设在行政村)，一类是村小(按照自然村设立，采用民族语言和普通话双语教学，通常只设一、二年级，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可以自己煮饭，就可以自带粮食到完小寄宿。拿龙通村来说，村小距离最近的完小要爬4小时山路)。村小的学校条件、教学环境最差，老师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娱乐设施，两块木板拼起来就是床，距离最近的其他村子要走三四个小时。
曾经有师专毕业的女生被分配到比村小条件还好一些的完小，报到的路上，在马背上忍不住放声大哭,透平油滤油机。“真的可以理解，我们支教毕竟只是一时，那些老师也是大学毕业，却可能要在那样的地方呆一辈子。”
支教那一年的暑假，别人和瓦蓝跑回深圳登记结婚了。婚后别人留在深圳，瓦蓝又返回金棉乡另一所学校支教了半年。那以后的城市生活，总让他们觉得不对劲儿，用别人的话说，“两个一样懒散的人碰到了一块，决定放纵一把”。
于是，2006年的4月，他们卖掉了在深圳结婚用的房子，一拍即合跑到丽江开了一家用老板娘名字命名的家庭旅馆：瓦蓝客栈；一年之后，又开了分店：隐约。“我们当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换个活法。不是特意为助学，只是因为熟悉当地情况，距离又近，信天谨游就把一些具体工作委托给我们。”
大米计划
信天谨游是一位北京网友，90年代骑车旅行时路过宁蒗，震惊于当地的经济和教育状况，“这么多年下来，经手的支教款已经达到620万元”。央视的一档人物节目曾专访过他，别人至今仍然记得节目结束前主持人问信天谨游，你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面对一个明显鼓励煽情的提问，信天谨游放弃了“感动中国”或是成为“榜样的力量”的机会，他答道：“因为我有存款。”
“助学是一件很快乐的事，绝不应该苦巴巴地做。”信天谨游说。正是基于对这种态度的认同，一群朋友才越走越近。别人和瓦蓝的支教，都是通过他帮助联系的。
当时社会上援助贫困生广泛采取的模式是一对一资助，这种模式被认为安全可靠，而且可以在双方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但是朋友们却发现“一对一”在宁蒗存在不适应当地情况、运作成本高的问题。
比如一笔资助汇款，“一对一”要求直接汇给受助学生。但宁蒗县部分乡不通邮，要跑到隔壁乡。在宁蒗，隔壁乡的概念意味着先要走上4~5小时山路，然后再花上10~20元车费，去取70~80元的助学款(大约是一学期的学费)。因此学生通常委托老师取，但每笔汇款的送达时间不同，老师跑一次邮局也不容易，所以汇款被退回的情况屡有发生。因为同样的原因，学生很难与资助者保持通信，许多好心人几次汇款没有回应后，就放弃了。
“诚实地说，只要实地看看村小的教学条件就知道了，就算通邮，你也不要指望学生写信给你汇报考试成绩，今天80、明天双百，能资助他把学读下来，不是文盲，就很不容易了。”瓦蓝说。为考察援建学校的校址，她几乎走遍了宁蒗地区，曾经每天骑马八九个小时，连骑3天，还发生过被马踢伤的事情。“她已经被归入游牧民族了。”别人笑着说。
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免除学费后，大家不约而同都在考虑助学模式的转型问题。“有一次，刚巧另一位客栈老板表示有朋友想捐一笔钱，我就建议搞个‘大米计划’。” 作为大米计划的首倡者，别人说，想到这个点子是因为“在当地支教时发现，学生们经常吃不饱，尤其是寄宿生，经常因为饿肚子逃学回家，在父母身边好歹总能找到口饭吃。当讲台下坐着的是一群饿着肚子的孩子时，对老师和学生来说，这课都很难上”。
2007年4月，隐约客栈老板夫妇和捐助人一起，挤进了一辆货车的驾驶室，从丽江古城出发，带着给龙通村完小寄宿生第一个学期的5000斤大米，经过5个半小时的行程，到达了目的地。“押粮官可不好当，路上遇见塌方，有一处就在悬崖边上，我们下车把石头和泥挖开，车才敢过。”
第一期大米计划结束的时候，龙通村完小的杨校长打来电话，“学生的就读率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高”！原因很简单，老师按照寄宿学生名单分配大米，来上课的人才有，就算为了这口饭，家长和孩子都愿意上学了。而早几年，当地为了完成普九计划，让老师先垫付本班所有学生的学费，然后挨村“抓”学生回来读书，甚至不得不“威胁”村民，不让孩子读书就抓走他家的鸡。即便这样，垫款最多的老师也累积有2000多元无法收回。
第二学期的大米是在10月份初送去的，本来该在9月一开学就送到，但因为雨季路不通，后来等不及，就先用汽车运到金沙江边的大东乡，然后过铁索桥，雇了一辆拖拉机、5辆马车才把米运到。因为大米涨价和运费的关系，这次总共花了6750元。“开支清单以及其他助学活动的情况我们都会发在walan.a.lunqun.com的论坛上，供捐助者和其他人查询。”
月薪500元
就读率不等于教学质量。因此在别人夫妇眼中，更值得一提的项目，是信天谨游2006年开始操作的一项为期5年的“助师计划”，顾名思义，就是资助在最艰苦的村小任课的老师。
外地毕业分配去的老师，很少能扎下根来，本地老师才能安心服务家乡。因此该计划倾向于选拔当地有一定文化素质、愿意从事教育的人才，包括民办老师，为他们提供每月500元的工资。这份与城市的低保水平相仿的待遇，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对村小来说，老师的责任心其实比能力更重要，”瓦蓝说，“很多村小的学生到完小读三年级的时候，根本跟不上进度，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竞争还没开始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因为募集的资金有限，所以该计划目前只能覆盖金棉乡的8所村小,透平油滤油机，暂定的5年期结束后，还要再想办法，正如大米计划只能惠及寄宿生而无法照顾到所有的贫困孩子。
工资发放目前由金棉乡中心小学的崔校长负责，专门有两名教师负责管理外界的资助。“崔老师已经被信天谨游发展成了义工，呵呵，很多不在他校区的助学事宜，也都靠他无偿帮忙在跑。”别人觉得，通过这么多年的合作，能够在当地找到崔老师这样值得信赖的合作者，大大提高了助学的效率，“崔老师说，在他退休之前一定要完善一套制度，保证以后的运行”。
而崔校长心中，却一直觉得对不起一个人，那就是龙通村完小的校长杨老师。按照惯例，杨老师早就该被调回中心小学了，其实崔校长已经把他调上来了，但继任者的老婆却哭上了老崔的家门，闹得没办法，只好“欺负老杨，谁让他和我熟呢”，又把他派下去，那么苦的地方，转眼一呆就是14年，也算创了记录。
说起这些，别人感慨道：“这些老师非常朴实，没有他们，助学都不好搞。我们只是顺手，能帮就帮上一把。许多社会力量都在参与，像龙通完小的校舍、还有我们押米路过的金沙江上的铁索桥，就是香港乐施会在1996年丽江地震后捐建的。当时他们就能深入了解丽江的情况，我们都很佩服。而且要真正提高教学质量，体制不发挥作用是不可能的。当地县乡的干部很支持我们，经常陪着我们翻山徒步考察学校。”
“送米下乡的时候，晚饭时老师很腼腆地提了一个要求，希望我们能帮助解决学校的用水问题。村里和小学共用一股从山上引下来的泉水，每周分日供水，学校还专门修了一个畜水池。每当轮到学校用水，学生都要去山上守水守到半夜，不然村民就会把水引走。学校如果能单独配一条管子，就可以自己引水，而不影响村民生活。我们谁也没作声，资金有限，虽然一条管子只要七八千元。”
铜壶煮三江
与政府部门或一些正式注册的NGO不同，这些助学活动并没有一个常设的机构负责，资金进出也没有经过独立审计师的审计。“来的都是客”，自从客栈开业以来，需求、资金、人员汇集在小小的客栈里，很多点子经常在喝茶闲聊的时候就冒出来了。
对此，信天谨游有自己的态度，“我们的账目是对捐资人负责的，这么多年来，基本上都是在朋友圈里做，捐资人放心就可以了。如果不放心，要求更精确规范的运作，可以把钱捐给政府部门或是其他组织。助学不应该成为心理负担，影响参与者的生活质量。”
这两年，客栈帮助成交的“买卖”还真不少呢。单是2007年就有两桩，一是深圳几个朋友决定在金棉乡设立图书馆，目前第一批书籍已经分送1所初中、6所小学，以后每年都将持续供书。二是海外归来暂居北京的一个朋友，向学校捐助了一批常用非处方药和部分外用药，总共有7大箱。“去年9月11日，我和阿春他们坐中巴送过去的，”瓦蓝说，“当地医疗条件很差，导致许多单亲家庭甚至孤儿。经常是一个学生感冒，全班都感冒。因为很少吃药，所以给学生用上一点药，见效就特别快。”
客栈也承担了挑选支教老师的工作。“主要是我们都去过，了解当地的情况。其实也没什么具体标准，合不合适主要看感觉：一是不能把支教过于理想化，不是去世外桃源奉献，都是些很实际的工作，一点都不浪漫；再是要尊重当地社会生态，不能太过强势，把自己的观念硬加给当地。”
“最新去的老师，是北京网友Sissi。去年NHK《激流中国》的导演想拍一集有关志愿者的记录片，找到我，我说我已经不支教了呀，我当老板娘了，哈哈。正巧刚把Sissi支教的事联系好，于是我就推荐了她，他们从北京一路跟拍到金棉乡。”瓦蓝边说边笑，“我虽然撤离一线了，但保证支教者在客栈的吃住全免！”
理想与现实
“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人在丽江不少，很多人喜欢这，玩几天不过瘾想长住，住着住着就把自己住成开客栈的了。住宿成本省了，空房还可以出租，每天饭钱花不了多少，生活成本其实蛮低的。这也是丽江吸引人之处，大家觉得这是‘我们’的丽江，国内很多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景区，时髦说法是‘高端商务旅游区’，围起来就收费，是‘他们’的地方。像丽江这样能体会到融入生活之感的地方，确实不多。”
别人坦言，当初的想法有些理想化，以为可以拥有许多私人时间，等到做起老板才知道事情很琐碎。开客栈维持生活没问题，但因为竞争激烈，挣不了什么大钱，相当于把存款投进去，然后分期取出来。好处是不怕通货膨胀，比原来更接近想象中的自由状态。“很多游客说很羡慕我们，其实不能当真的，各人要走自己的路，保持平常心。就像助学一样，量力而行，不勉强。好好工作把钱寄来，不比冲到一线支教的作用小。有人愿意担更多的责任，只要乐在其中；保持自己舒服很重要。”
在丽江古城从事各类商业活动的，很多都是外地人，他们与在中国其他地方经商一样，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与当地人发生纠纷时，希望政府执法公正。还有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在丽江水电、电话等收费项目都要去营业厅交纳，因为银行未开展托收业务。而许多外地商户都不清楚在异地如何办理社保，尤其是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医保这块。
对于未来，作为丁客一族，别人和瓦蓝并未多加计划。“未来不完全取决于个人，其实是一起社会事件，比如如果古城开始收门票，生意肯定无法维持，瓦蓝和隐约也只好关门大吉。我们对目前的生活状态还算满意，至少它实现了城市上班族与另外一种相对自由懒散生活的对接。以我们这种得过且过的性格，将来一定要很不满意，才会再做改变。”